研究目的
研究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在缓解原有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总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据P地调查研究表明，整体来看﹐家长对“双减”持积极态度﹐63%支持﹐31%观望﹐仅6%反对。家长认为“双减”能够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精神压力，但仍存在一些担忧的地方。其中家长最大的担忧点在于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家庭教育方面。素质教育投入成本高、不考试/不公布成绩、学生学习态度更散漫/学习动力更弱﹑学生休闲时间多﹐容易沉迷不良嗜好也是家长的主要担忧点。
（2）“应试教育”下高考模式的僵化。首先，阶层跃迁焦虑导致的升学竞争，是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考试竞争”传统以及教育被附加的前景价值过大等惯有思维，在经过实践的反复证明后已经被国民内化，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内在规则，调节着人们的行为。由于民生竞争与教育竞争过早的发生关联，从而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竞争链：“民生竞争——就业竞争—— 升学（择校）竞争——考试竞争——分数竞争”。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要想取得理想的分数，只有一种千百年来被实践证明了的方法，便是应试训练。其次，以“应试教育”为纽带的“利益联盟”，是学生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教育不仅要服从国家意志，还需要满足家长的期望，并且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升学率的高低依然是衡量部门政绩的重要指标；对于学校而言，想要不被看作低效学校，必须借由升学率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对于教师而言，绩效工资制和末位淘汰制激励了对学生考试成绩的片面追求；家长则既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又期盼孩子“题名金榜”，既焦虑孩子在考试中能否出人头地，还关切是否有一技之长。减负涉及相关各方利益的损益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再到学校、教师、家长主体的执行长链使得国家意志大打折扣。
2、概念界定
（1）“双减”政策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保障学生休息权利，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减轻家长负担;强化学校主体作用，健全保障政策，明确家校社协同责任。
政策要求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教育投入
本研究聚焦校外家庭教育投入，拓展至“经济型教育投入”和“非经济型教育投入”两个方面。具体为：第一，通过经济资源投入或支出等经济型教育投入为子女购买与成长相关的物品、活动、教育服务等，增加子女发展和教育获得的机会；第二，通过时间投入、情感投入等非经济型教育投入如与子女的日常交流和互动、学习和营造和谐家庭氛围等参与，让子女能够更直接地学习家庭的行为、感受家庭的支持、了解家庭教育观念，更大限度地从家庭参与投入中获益实现教育目标。
研究内容
“双减”政策的实施试点将“减负”问题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对学校教育育人体系进一步进行科学定位和整体优化，也为家庭教育回归本源、发挥自身独特的教育功能指明了方向。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在缓解原有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1）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家庭教育方面。（2）“应试教育”下高考模式的僵化。
基于新政策试点地区选择的条件性，城市家庭相对于农村家庭更具代表性。“双减”政策对于城市地区、高学历高收入、报过辅导班群体影响较大，而对乡镇农村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在“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以受影响的城市家庭为研究对象，并重点探讨以下问题，（1）双减政策后，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投入流向了哪？（2）城市家庭应该如何调适子女教育投入中的经济型教育投入和非经济型教育投入？（3）如何解决子女在课外“无人管”的困境？（4）城市家庭如何在“双减”政策下促进子女学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全面发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项目研究思路如下：
对城市家庭教育投入意愿，特点，投入量，所面临的问题等进行全面的描述和统计，并将与其对应的子女学业和综合素质进行交叉分析。
分别从经济性投入和非经济性投入两方面探讨两者的占比情况在子女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于城市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行调适和对策的分析。
本研究将聚焦校外家庭教育投入如文化资本等经济型投入和社会资本中父母参与等非经济型投入，探讨研究“双减”政策后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调适及应对，分析困境的发生逻辑，并据此提出针对性建议，形成可行性的方案，对家庭做出理性的教育投入决策提供借鉴。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状态：
首先，国内研究多为城乡家庭的教育投入比较，解决措施也偏向非经济性投入。第一，尽管城市家庭相对于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水平更高，但是总体上看两类家庭均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水平，说明中国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普遍持有重视态度。但是随着城乡掌握的社会资源差距较大，学业竞争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近些年，随着城市校外教育的发展，城市家庭重视对子女教育的财力投入，但是往往忽视时间精力和家庭文化的投入;不考虑投资效益，造成投资效益较低和资源的浪费;可见, 城市家庭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主要是对校外教育的过热投资、盲目投资，其次家长是家庭教育决策者，但是家长的攀比、炫耀、补偿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心理造成了对子女教育的过度投资、盲目投资。乐善耀(2000) 曾经提出家长应该转变家庭教育投资观念，建立学习型的家庭教育模式，重视家庭文化对子女的熏陶作用;注重物质与精神、智力与非智力相结合的投资方式。黄慧利(2011)提出应该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的家庭教育投资服务体系，为家长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使家长在充分掌握教育信息的前提下，实现对教育的合理投资。
张杰和罗茜认为在双减政策前后，家庭教育支出变化和学业负担变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98.78% 的家庭都认为“双减”政策减轻了自己和子女的负担。因此，“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中和子女的负担，但接近一半的家庭认为减轻程度不够。“双减”政策后，家庭教育支出和学业负担变化学科类辅导课的支出均值减少了2161 元，兴趣类辅导课的支出均值减少了1183元。政策出台后的学科类辅导课的支出减少20.56%，兴趣类辅导课的支出减少 11.47%。“双减”政策对于减轻教育支出的效果较为显著，减轻学科类辅导课支出效果相比减轻兴趣类辅导课支出更明显。相比政策出台前，学生完成学科作业的耗用时间，政策出台后的学生完成学科作业的耗用时间减少8.85%，总体上减少了 33 分钟。“双减”政策对于减轻学生完成作业的负担的效果显著但不明显。
2、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状态：
在家庭教育投资方面，国外的研究更为广泛和宏观，部分研究内容与国内的不同，比如，美国的家庭学校也是家长投资教育的一种形式，它相对于学校教育费用较低，效果更好。国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相关理论的支持;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影子教育等。
在教育投入中又分为经济性投入和非经济性投入。经济投入中的文化资源研究多内嵌于布迪厄文化资本在学生发展和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中。布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有三种形态：
一是内化于身体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和外在体态；二是实物的形态，主要体现在书籍、图片、词典、仪器等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部分学者将文化资本概括为文化资源 ，既包括文化作品，也包括父母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活动、营造的家庭氛围、学生校外高雅活动的参与等。国内学者从最初将文化资本理解为父母的教育程度，逐渐扩展到家庭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的文化氛围等。布迪厄等在1990年关于文化再生产理论探讨中认为家庭背景好的上层阶级子女的文化资本更多地从家庭中获得，家庭背景差的下层阶级的子女因家庭文化资本不足而从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而关于时间投入的研究多聚焦于基于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父母参与。科尔曼认为在教育获得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闭合，即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一种网络联系结构。当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和生活、与小区其他成年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充分、社会网络封闭性高时，子女就会得到较丰富的社会资本，影响其发展。科尔曼指出，父母对子女生活和教育的参与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父母与子女、老师、其他家长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一种支持性社群，有利于孩子学习与生活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从而可以监督、鼓励和促进学生更加努力。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即家长与子女间的直接关系；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即家长与子女有关的其他群体如教师、子女朋友和其 他家长之间的联系等。父母参与是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且基于不同的社会资本形式，父母参与也分为两类：基于家庭的父母参与，如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父母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父母陪伴子女吃饭读书做运动、父母陪伴参加文化活动等，和基于学校的父母参与如父母和教师、同学或其他家长的交流等。
随着教育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推动着家庭教育投资的发展。首先，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 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人口家庭经济理论，从而产生了子女成本与效用比较理论。
其次，课外补习也是国外家庭教育投资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其形式有家教和辅导机构两种形式。1992年史蒂文森(Stevenson) 和贝克(Becker) 提出“影子教育”的概念，它是课外补习比较形象的说法。一方面，影子教育已经成为全球的一种趋势, 采取禁止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影子教育又造成了不同阶层学生享有的教育的不公平。因此,各国政府只能采取措施规范影子教育市场并增加对弱势家庭的补偿。马来西亚和日本采取了规范市场的方法;韩国则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介入补习，2005年正式推出由公立学校实施的“放学后教育计划”以及卫星电视和广播放送等方式，提供私人课外补习的替代品;美国和德国则是为贫困生安排暑期学习和活动，政府的公共服务对减少学生对补习的需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比较发达，且本来就重视学生的创新性以及兴趣能力的培养，学生额外参加兴趣班的现象并不多。国外基础教育中需要家庭支付费用的投资项目较少，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投资费用的研究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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